季小岚(转载需注明文章出处)   

      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几千年帝王“极权文化”。它与欧洲古代封建社会“王权文化”有着很大的不同，从秦始皇到乾隆帝，中国封建“帝王”取得了对“全社会”的绝对统治，形成一种“东方极权主义”，帝王对全国人民掌握绝对的生杀大权,东方的臣民觐见皇帝必须双膝跪地,诚惶诚恐;任何一个再显赫的王公大臣，只要一旦得罪了皇帝，立即就会召来灭门之祸。“极权社会”必然会极端的手段压制人民，时间一久，人民便忍无可忍也以极端的手段来反抗旧王朝，于是在中国历史上，每隔二、三百年便会爆发一次激烈的“改朝换代”。秦始皇的帝王统治是极其严酷的，项羽、刘邦们领着人民起义也是极其残酷的，项羽屠杀章邯几十万降军，一把火焚烧咸阳宫三个月。每一次“改朝换代”都是一次对旧王朝的彻底大毁灭，今天的人们还能看到曾无比繁华的盛唐皇宫和大宋皇宫吗？“极端主义”之下只能产生一群“乱民”、“暴民”。由此可见“极端主义文化”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力之巨大。所以一部中国几千年历史就是王朝极端压制民众、民众极端反抗王朝的双重演奏曲，整个曲子可以命名为《极端主义交响曲》。

    “人”是社会中的“人”，所以每一个“人”都不可避免地被社会文化打上很深的烙印。因此几千年的中国旧国民一代接一代身上都沾染有很浓的“极端主义之气”，成为我们沉重的“旧国民性”之一。 

    新中国时期，58年大跃进，“极端主义”激情高涨的中国人提出：五年超英，十年赶美。小麦亩产吹到八万斤，水稻亩产吹到十八万斤。“极端主义”把五亿中国人刮到一个极其荒唐的世界。不久，十年文化大革命，几千万红卫兵和各单位造反派，声嘶力竭要打倒一切“牛鬼蛇神”，中国人开始了“极端主义”政治大斗争、大迫害。“极端主义”把中国人带到一个疯狂的年代。

   1978年，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，社会风向从左转右。然而，中国人最终还是摆脱不掉“极端主义”的纠缠，30年的所谓改革开放有拉开了一场中国人极端追逐“经济利益”的大比赛。毛泽东时代，中国人极端地批判“金钱”——资本主义，那个荒唐的年代竟然喊出了“越穷越光荣”的口号；1978年以后，中国人一转身又开始极端地追逐“金钱”——一切向钱看，有钱就有了一切。30年来中国人的价值观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。从国家到民众，都掀起了一场盲目追逐经济利益的大比拼。然而在这背后，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——社会道德水准急剧下降、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、贫富差距急剧扩大、贪污腐化极为猖獗、社会治安状况不断恶化、黄赌毒风气肆虐。

   2000年以后中国人走进互联网的时代，但我们身上的“极端主义”病毒并没有丢掉，于是“极端主义 ”病毒开始在我们的“网络社会”上发作。“愤青”是今天中国人的极端主义情绪在互联网上“结晶”。看，网上青年对自己看不惯的人或事，开口便骂，“极端主义”情绪洋溢在青春的脸上。 韩寒刚刚发表一篇《不要动不动就举国暴怒》，结果立即招徕又一次举国暴怒。葛红兵刚刚想劝青年人对日情绪不要过于“极端”，也要给予一定的宽容，立即遭到举国暴骂，骂的葛红兵网上失声。几千年的“极端主义”，岂能是几个方块字所能化解的了的。“暴骂文化”于是成了中国人网络社会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“民族主义”是一个好东西，但“极端民族主义”绝对是一个坏东西，近几年我们青年在“极端民族主义”的泥潭里越陷越深，也说明“极端主义”思想在今天的中国人身上仍有很深的影响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编后语

    今天的中国青年大都向往“公民社会”，虽然说“公民社会”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解决“民主体制”问题。但是打造一个健康的“公民社会”最终依靠的还是“人”。“极端主义”的旧国民必然追求“极端自由”、“极端民主”。恐怕到时候，一夜之间大家都觉得“自己是国家的主人，自己就是人民的代表”，许多的人都想这个“民主社会”首先保障“自己的利益”。只要有一个行业加工资，我这个行业就必须也加工资，不加，就到政府门前“闹他个没商量”，反正我们现在是社会的“主人”了；机构改革，只要有一个人上班，我就上班，民主社会嘛，人人平等，别人可以上班，我为什么不可以上班？敢不让我上班，我就在政府门前一躺——不给我解决问题，大家谁都别想下班，再不然把自己家里老头老太太搬来，往办公室门口一坐；这个政党上台了，那个政党的民众就处处找茬，不惜一切代价也把执政者搞臭，于是只要有一点问题，立即发动“红衫军”或“绿衫军”围攻政府……过去，家长在学校里、病人在医院里、行人在警察面前都毫无发言权，现在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了，一旦得罪了“主人”，立即带一帮人“兴师问罪”，并扬言一定要开除某某老师或医生或警察……压抑几十年的“气”总得找个社会发泄出来。至于一帮“主人”与另一群“主人”相碰，那更是水火不容。总之，旧国民问题不解决，明天的中国很有可能会陷入“民主暴民”泥潭。 再好的体制，到了中国恐怕都会走样。到时候我们得到的将是一个世界上最病态的民主社会。

   一个健康的“公民社会”是靠一群理性的公民建立的。“理性文化”起源于欧洲科学主义文化思想。欧洲自然科学从古就很发达，当孔孟在宣讲礼教之时，欧几里德创立了《几何原本》；当王阳明静坐格物之时，麦哲伦正环球航行证明地球是圆形，哥白尼也写好了《天体运行论》；当顾炎武潜心订正古字文本之时，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，哈维出版了《论血液循环》，牛顿创立了微积分。科学带来了理性思考，形成了理性文化。科学和理性主义开创了现代文明世界。所以我们要想实现成功地走向现代“公民社会”，就必须学会现代“理性主义”，用新的“理性主义”来克服旧的“极端主义”。也只有丢掉“极端主义”，我们才能成为新国民——现代公民。

 新国民浪潮第二项内容：树公民“理性精神”，破旧国民“极端之气”